中國科技發展遲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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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發展遲緩的原因

中國的科技落後，深層原因之一是2000年來儒家學者從不研究大自然，也不理會外在世界。儒學竭力回避求知，但他們喜歡辯論怎样求知。2000年來的儒學統制，使中國人無法汲取新知識。文化的主要實踐是在官場，無窮無盡的黨爭、派系、貪污，耗盡了所有心智。因為缺氧，中国無法更新自己。


李約瑟先生在研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的過程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十五世紀，中國在自然科學及運用方面，遠勝於西歐，但是近代科學為什麼不是從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古代文明中演繹出來，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對落後的十五世紀的歐洲誕生呢？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一些學者作出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紀之初，重新探究這一問題，尋找科學發展的條件和規律，對於弘揚中國傳統的科學精神，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促使我國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版特刊發有新意的文章，以饗讀者。
要點：
（一）中國古代豐富的科學精神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資源
（二）弘揚中國傳統的科學精神，是中國走向民主、富強的現代之路的內在要求
（三）一切簡單化的思維方式都不能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科學精神
毋容置疑，中國古代有著輝煌的科技成就思想，但是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運動開始以後，中國和西歐在經濟和科技實力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前者快速下滑，後者加速上升。但是，這兩者之間的逆向運動不是忽然形成的，而是長期歷史積澱的產物。
“李約瑟難題”是包括社會制度在內的多種因素歷史積澱的產物
中國科學技術從相對先進到遠遠落後於西方，這其中有很多原因。
中國古代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政治制度是近代科學在中國“難產”的重要原因。科學精神與封建制度在本性上是根本對立的。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和創新的過程，因而它要求人們必須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因此，科學精神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必然引伸出自由民主範疇。科學與民主是一對孿生兄弟，求真超越的科學精神與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相反，輕視或否定科學、提倡愚民政策，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必然形成專制政治。科學的上述特徵和作用表明，科學是一個與封建制度對立的價值體系，科學所要衝破的東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樹立的東西。
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將科學視為末學，卻將主張“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綱常的儒學視為顯學，因為儒學的核心思想就是強調社會的等級秩序以及論證這種秩序的神聖性與永恆性。所以，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西歐封建制度也對科學發展有阻礙作用，但西歐封建制度與中國封建制度相比較，一是中國封建制度延續時間極長而西歐相對較短，二是兩者之間存在權力一元和多元的區別。與中國封建社會高度集權相反，西歐封建時代就存在著以國王為代表的世俗政權和以教皇為代表的宗教權力的對峙。權力抗衡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各種政治力量闡釋各自合理性的習慣，並從中滋生出理性地認識世界的渴求，也為各種不同的觀點、主張提供了生存的餘地。而中國古代大一統的高度封建專制，足以扼殺一切新的思想和認識。可見，理性思維和科學之間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繫。
科學的發展與工商業的繁榮有天然的內在聯繫
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近代科學失去了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出於政權穩定的需要與確保賦稅的來源，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以農為“本”、工商為“末”，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其原因在於：就農業本身而言，一方面，以牛耕為代表的手工與半手工的生產力決定了人們只能以小規模的家庭為基礎生產單位進行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以農為本的政策能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這樣既便於統治，又能有效地徵收勞役和賦稅。而工商業之所以被歷代封建王朝壓制，在於它自身具有一系列與封建制度相悖的特徵，即商業的平等、互利、自主、對等等特點與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關係和等級秩序互相衝突，因而受到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壓制。而限制工商業發展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便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失去了原動力。這是因為科學和工商業之間也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繫，即工商業與科學技術都產生於社會生產和生活，並且彼此相互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工商業的產生，後者又深化了社會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並為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工商業對科技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同時源於它極大地刺激了社會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社會需求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動力。在當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已經高度一體化，哪里有高科技，哪里就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知識經濟時代”。